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何笃才,赣西南苏区时期红三军团第三师宣传科长,当时在黄克诚手下。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为红军挽回过部分溃逃部队,因在古田会议前现在朱德一边便不被毛信任,被调出毛率领的红一军团。何笃才评论“毛泽东过于信任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最后被扣以“AB团”的恶名惨遭杀害‬。据萧克回忆,他所在的师在1930年最后两个月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多人,后来又要杀六十多人,被政委罗荣桓和萧克赶到刑场救下二十多人。

毛泽东的走狗李韶九将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逮捕并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刑罚,被打同志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烤行动不得”,有三个家属也被抓起来“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萧克在1982年回忆这次刑讯逼供,觉得过了半个世纪仍然不堪回首。

富田事变:1930年12月12日,刘敌同独立营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对付李韶九,三人一致认为肃反“AB团”是针对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刘敌率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了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又逃走,军政委曾炳春回乡避难。傍晚时分,谢汉昌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七十余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被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回乡避难。古柏和妻子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逃跑。

毛泽东明知将段良弼等人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他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心中有鬼。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人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其他人是货真价实的“AB团”,这种思维方式成为毛泽东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肃反“AB团”中毛泽东不仅无过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恐怖中,毛泽东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项英作为中央局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在到达江西后于1931年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肯定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冲淡了毛泽东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重点批评了肃反“AB团”扩大化。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对段良弼等人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并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与此同时,上海中共中央的派系斗争也有了结果:苏联派来的米夫召集开会改选了向忠发、王明、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的三人组,开始了被官方党史成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前去解决富田事变,事实上否认了刚成立的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并明确规定了毛泽东在江西的最高权威。代表团到达江西后宣布毛泽东是正确的,随后杀掉了以红二十军为主的数千名赣西南红军和绝大多数地方干部。虽然后来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江西,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但已经于事无补。

赣西南苏区在肃反“AB团”的同时,闽西苏区在肃反“社会民主党”,两场斗争的残酷性、运动规模、肃反手段都难分伯仲,对苏区造成巨大破坏,前有“富田事变”后有“坑口事变”,相隔刚半年时间。所有清洗运动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1954年中共福建省委对闽西被错杀的3728人予以平反,但对事件定性还维持1931年的决定。

在官方党史中,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征后贯彻毛泽东思想而获胜的一个成功案例,实际上,八路军贯彻的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运动游击战”仿真,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径庭。

官方党史长期对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参加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持否定态度,全盘否定王明在会上作的报告,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和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王明在会议上的报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观点。1987年开始官方党史开始承认王明报告中有“一些正确意见”,意图表明抗战初期中共就有和国民党合作的意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1938.9.29,写给了蒋介石一封亲笔信,在信中盛赞蒋委员长,声称“凡在国人,无不崇仰”。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4在武汉当面交给蒋介石,但此信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和任何中共官方文件,直到1990年3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未公布全文。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接到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开口“两党合作”,闭口“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

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主要精神,即在于他吸收、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四项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农民造反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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